《西藏密宗的秘密》佛学院、大学教材对密宗的认识（04）

佛学院、大学教材对密宗的认识

西藏密宗的源头——印度晚期佛教——密教（密宗），本质是套上佛法名词的外道，这几乎是研究印度密教的学者公认的观点。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有的信仰佛教，有的是作学术研究，不论他们有没有实修佛法的体证，但是，他们对于密教的研究成果，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略举几例如下：


一、佛学院教材破斥密宗

现在国内佛学院普遍使用的有关佛教史的教材，是学者吕澄所著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该书在“余论”部分如是定位密宗（密教）：

“到了公元第十世纪时，印度的大乘佛学便已十分地衰颓了，但是佛教还以密教的形式，在印度残存了二百年的光景”
“密教开始于第七世纪。到了第八世纪以后，性质逐渐同印度教相接近，愈益离开了佛教的面貌，一般称之为‘左道’。以后的发展，更加不纯，特别是主张性欲的瑜伽，一般也称为‘左道瑜伽’。由于他们也讲般若、苦等教理，主张空性，并说这种空性，犹如金刚，是不变的，为了与大乘小乘相区别，又称之为‘金刚乘’。”

“从佛教本身来说，由于异教（伊斯兰教）的侵入，促使它更加与印度教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就是密教愈益同化于印度教的原因。”

“在波罗王朝于十一、十二世纪建立了超行寺以后，金刚乘密教更有一番变化。它逐渐泛滥于民间，而不一定集中于寺院了。教理也更为通俗化，更加没有什么规律，简单易行，所以人们称之为‘易行乘’。……他们的所谓成佛是指的常人‘快乐’的境地，这种快乐与一般佛教的所谓涅槃常乐我净的‘乐’是不同的，他们的‘快乐’最后归之于男女的性欲，所以他们的瑜伽方法，必须是同女人配偶。称此为‘手印’，其中有许多淫秽之处、也正因为他们的方法简易，提倡低级的东西，很能得到社会一部分愚昧群众的欢迎，流传很广，很快。在流传过程中，形式也有变化，如金刚乘有自己的经典，名‘坦特罗’，里面有种种仪规，仍很复杂。到了‘易行乘’，则不尊经，而是尊师，尊重他们的导师、上师；认为只要按照导师的指导做就行了。……这就是十一、十二世纪时期密教流行的情况。”

“密教发展到最后，还有所谓‘时轮乘’。他们特别崇拜的是本初佛，认为释迦牟尼之上，还有最初的佛，是那个最初佛发生一切的。同时，他们还对人的生理作了很多研究，提倡用瑜伽的方法来控制身体内部的所谓‘有生命的风’，就可以使人的生命不受时间流转的影响，而得长寿，以致于脱胎换骨，变人身为佛身。”

“密教也谈教理，把密教的教理与显教的教理混合来谈……（印度晚期佛教的）大乘佛学也还是存在的，但是寄生在密教的下边。因为寺院仍为知识阶层的活动领域，寺院密教对大乘教理不能不有所资取，因而大乘佛学就能在密教体系中取得了附庸的地位。密教把大乘佛学看成为初步的阶段，称为‘波罗密乘’；密教自身则是高级的阶段……总之，密教发展起来的学说，对于大乘，不论是哪一派，只要对于他们有利，他们就随意剪裁，割裂，因之大乘佛学，不论哪一派再也不能独立发展，不能成为一个体系了。” （以上摘自《印度佛学源流略讲》244～247页）


二、大学教材破斥密宗

学者——郭朋所编写的《中国佛教简史》，于1993年6月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属于周一良主编的“大学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已经成为国家教委教材编选规划中的大学教材。在这部大学教材中，涉及古印度密教部分原文摘录如下：

“印度佛教，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密教思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佛教到了晚期，为了自身的生存，不能不吸收一些婆罗门教的东西，例如祭祀万能、火的崇拜、太阳——‘大日（如来）’崇拜，等等，来‘补充’自己；另一方面，日益腐化的僧侣生活，也须要吸收一些婆罗门教的东西，例如‘双身法’——‘欢喜佛’之类纵欲、淫秽的东西，来装扮自己。所以说，密教不是别的，而是佛梵——佛教与婆罗门教混合的产物。”（《中国佛教简史》272－273页）

“北宋时期，印度佛教已到晚期，当时在印度流行的主要是佛梵混合、宗教变种的密教。密教的有些经典，才一译出，即被毁禁——例如，有一部《大乘秘藏经》（二卷），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译出后，发现有六十五处‘文义乖戾’。太宗听说后，当即诏谕：‘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正法也。”勒令把这部经典“对众焚弃”（见《宋会要辑稿·释道二》）。类似情况，还有一些。”（《中国佛教简史》285页）

在这部大学教材中，学者郭朋的观点很明确：印度密宗其实是一个佛梵混合的宗教；密宗的仪轨、大日如来、男女双身修法等等，都是婆罗门教的东西，在被套上佛法名相以后，就堂而皇之的成了“佛法”。

三、学者吕建福所著的《中国密教史》，于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中，社科院院士黄心川先生作的绪言，极为客观、中肯。黄老对于密教的观点如下：

（一）、关于“密教兴而佛教亡，是古印度之历史事实。”黄老如是说：
“密宗最早以‘陀罗尼’来命名的，然后发展为持明乘——真言乘——金刚乘——俱生乘——时轮乘。密教最晚的时候，传承《时轮经》的一派称为时轮乘。11世纪初，佛教徒、印度教徒为了应付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军），制作了《时轮经》，‘时轮’譬喻现实的存在象时间的车轮一样攸忽即失，只有信仰宇宙的本初存在或本初佛才能从迷妄的世界中解脱出来。《时轮经》改变了佛教的性质，使之成为纯然一神论的宗教，随着伊斯兰军的节节胜利，佛教也就从印度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见《中国密教史》正文第5～11页）
黄老如是说：密宗经过持明乘——真言乘——金刚乘——俱生乘——时轮乘，发展到时轮乘阶段时，密宗已经完全改变了佛教的性质，成为一神论的宗教，佛教的实质也就灭亡了。随着伊斯兰军的节节胜利，佛教的寺院、僧人等表相形式也接着从印度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二）、印度晚期的密宗是集外道法之大成者，例如：

1、“密宗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和世俗性信仰为其主要特征，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大量摄取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教义、神话、咒语、仪轨和法术等。”（序2页）

2、“左道密教中常常以血肉供奉明妃，用骨髅装饰胸襟，这是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最早的祭祀母神的一种仪式。”（序3页）

3、“作为坦特罗佛教修行的主要方法——瑜伽行法起源于吠陀奥义书。”（序3页）。

4、“密教中的大威德明王形象是由印度教的死界之主阎摩和难近母所演化而成，毗罗遮那大日如来是由阿修罗所改装。”（序3页）

5、“印度教性力派把‘（男女）双身交合’看作修行者的重要修行方法，从而建立了‘轮坐男女杂交’等等仪规，这些思想和实践也为密教所摄取，并且还有许多创造。”（序4页）

6、“印度的咒术密法来源于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在吠陀时期就已经能见到。佛陀在创立佛教时对这些外道的咒术密法采取排斥的态度，称之为‘畜生学’，甚至规定弟子实行外道咒术就是破戒……在《摩诃僧只律》中，咒术被斥为身口意三邪命之一”（序4页）。

总结：公元6～7世纪，印度国家处于分裂局面，出现了许多封建小国。吠陀时期的婆罗门教演变为印度教，并在广大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步入晚期。此一时期，佛教开悟证果的僧人人数愈来愈少，导致了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小。部分僧侣为了吸引信众，以便和日益兴盛起来的印度教相抗衡，便开始主动吸收印度教的一些祭神仪轨——如求甘露、财神法等有漏有为法。于是，印度教的一些外道法作为“新鲜血液”逐渐被输入到佛教中来。部分佛教僧人这样做，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得佛教的表相形式得以依附于印度教的教法延口残喘下来。随着印度教持续发展，佛教为了维系生存，不得不继续吸收印度教的内容。由于印度晚期佛教所吸收的印度教的教法越来越多，渐渐地就把真正的佛法淹没了，到最后再把印度教中性力派的男女双修理论纳入，然后以此双身修法理论为核心，将所吸收的印度教教法前后贯串起来，并一一地配上佛法果位修证的名词，于是就形成了印度晚期佛教——密教之规模、理论与行门。

因此，印度晚期的佛教，如此密教化之后，虽然还保留了佛教的教相与僧相，本质上已经成了只有佛法外壳，而没有佛教实质内容的外道法。等到公元十二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君主穆哈马德，大举入侵印度，并于十三世纪初烧毁密宗的主寺超行寺，以此为标志，佛教的表相也在印度本土宣告绝踪。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并创立文字。约公元八世纪末叶，藏王赤松德亲政以后才开始从印度迎请寂护、莲花生等人到藏地讲经说法。此时距离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一千两百余年，印度的佛教也已经步入晚期，正是印度密教大行其道的时候。故从一开始传入西藏的“佛法”即不是纯正的佛法，而是杂糅了印度教教法的密教。此后所发展起来的藏密各派，继续吸收印度密教的修法，在后期，由于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入侵，印度密教的僧人为了生存，多逃亡周边地区，尤其是西藏。因此出现了西藏的密宗和印度的密教同步发展的势头。等十三世纪初，印度密教被穆哈马德毁灭的时候，印度密教的教法已经完成了向西藏地区的转移。

由于西藏开化较晚，导致了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印度的僧侣、上师来藏地“弘扬佛法”的时候，却正巧赶上了印度密教开始兴盛的时候，而藏地缺少基础的佛法熏陶，印度密教又和藏地的土著宗教——苯教有很接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密宗终于在西藏开花结果，这不能不说是藏人的悲哀！